来源：媒体：经济观察报
以下文章来源于经观书评 ，作者王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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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彩票》这本书无疑聚焦的就是种族和阶级议题，尽管作者自己非常努力地试图两头都不得罪，但实际上可能是两头都得罪了。
作者：王豫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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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你的命运有一定的影响，而不仅仅影响你与生俱来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国相比，人们更希望在美国出生！这就是卵巢彩票，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沃伦·巴菲特
把巴菲特提出的“卵巢彩票”命题向前推进几步，假设两个人都出生在孟加拉国或者都出生在美国，乃至这两个人出生在同一个家庭甚至就是同卵双胞胎，那决定他们人生轨迹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在凯瑟琳·佩奇·哈登所著的《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即除却家庭与社会环境的“卵巢彩票”之外，一个人还要经历遗传因素随机匹配机制的“基因彩票”抽奖，这两种偶然性都与成年人生活结果的不平等相关。这种不平等，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如果先天条件一开始就能够注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个人奋斗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不想努力了”可能就会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回答，或者，“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生来便是牛马”就具备了客观描述的属性。“基因彩票”是一种系统性的力量，因为一个人不能选择出生时的生活环境，也无法选择自己出生时携带的基因，而这两个因素在生存竞争中都有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这个概念很容易导出“优生主义”和“种族优越论”。哈登对优生主义的定义是，将人固有的劣势和优势、人的等级与秩序概念与人的个体差异与遗传变异联系起来；基于遗传随机性制定和实施形成和固化不平等的政策。
在历史上，英美都曾经有过非常激进的优生主义实践，而更招致禁忌的便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1975年，爱德华·O.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的最后一章中推测，人类行为可能也是规划好的基因的产物。随后，他就被指责为“从遗传的角度出发，根据阶级、种族或性别，他的理论为一些特定群体的统治现状和既得特权提供辩护……这样的理论曾在1910-1930年为美国颁布绝育法和限制移民法提供依据，也为导致纳粹德国建立毒气室的人种优化政策奠定重要的基础。”
在1978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于华盛顿所举行的年度会议上，威尔逊准备发表演讲时遭到反种族主义示威者的冲击，有一位年轻妇女把一罐冰水倒在了他头上，这次事件据说成为了近代美国史上科学家仅仅因为表达某个理念而遭到身体攻击的唯一一宗案例。在《自私的基因》出版后，理查德·道金斯也被指责为极端右翼政客提供智力支持。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导言中，已经直言了进步主义者的局限：“‘真实’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由于我们都属于多个群体，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选择应该首先效忠的对象。学者和科学家也不能逃脱这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在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非学术性的、纯政治性的角色上……（他们）对‘被遗忘的群体’感兴趣，即那些在以前的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群体。随着后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实际上也对宏大叙事感兴趣，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1968年之前时期所运用的宏大叙事……性别、种族和阶级；或阶级、性别和种族；或种族、性别和阶级”。
在我看来，《基因彩票》这本书无疑聚焦的就是种族和阶级议题，尽管作者自己非常努力地试图两头都不得罪，但实际上可能是两头都得罪了。
遗传因素能否决定种族差异？
此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的是遗传学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力度能有多大；第二部分则是讨论如何通过政策和干预来弥补遗传差异带来的不合意结果，以及反优生的必要性。在书中，她将“卵巢彩票”称为社会彩票，而将“基因彩票”称为自然彩票。
现实当中，“基因彩票”的赢家往往也是“卵巢彩票”的赢家，我们出生时携带的基因组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运气，遗传运气，然而，这种运气所影响的范围，在直观层面大约只有一代人，一旦考虑多代人的遗传差异，地理、文化和其他历史线索都会和遗传线索纠缠在一起，以至于近乎无法分辨，造成“群体分层”现象。
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在《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中，着重研究了文化线索对“群体分层”现象的影响，他指出，文化演进可以塑造我们的环境，并且也会导致基因变异：在不同质的文化构筑环境中成长，我们的视觉感受、公平动机、耐心、对荣誉威胁的反应、分析思维、欺骗倾向、框架依赖、过度自信以及对天赋的偏向被改变了。
在《基因彩票》一书的第三章，哈登用菜谱、厨师和餐馆的比喻来说明基因组的作用，与之类似，丹尼尔·丹内特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类比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提出了“孟德尔图书馆”的概念，这个图书馆包含“所有可能的基因组”——DNA序列——理查德·道金斯在《盲眼钟表匠》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空间，他称之为“生物形态王国”。
丹尼特将基因组比作乐谱，这样DNA中的某个特定排列组合所对应的生物体效果往往是可以预测的。自然选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各种大小事件的总和会产生一个在统计学上可被描述的特定结果。人类这个物种与所有其他物种的主要区别是，我们依赖于信息的文化传递，因此也就依赖于文化的演化。哈登认为，基因与环境同样重要，“先天后天”之争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马特·里德利可是专门以此为题写了一厚本书，描述了进步却无情的环境论者与保守却倒霉的遗传论者如何展开对抗。他说，单单一个DNA序列就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社会态度，人们凭直觉就认为这是不对的，而且也觉得是一种耻辱。
那么，如何判断是基因还是环境造成的影响？哈登在书中介绍了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和多基因指数两个前沿工具，整个第一部分，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她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数据（比如只掌握了1%），就试图找到微小模式（tiny patterns）的一个残酷后果是：你不仅有可能错过真正存在的模式，还有可能采信那些看似真实但实际上只是噪音的假“模式”。
在第四章，哈登引用了罗伯茨等刊登于《科学》杂志的《Taking race out of human genetics》一文中对血统和种族的定义区分：“血统是一个基于过程(process)的概念，是关于一个人在其族谱历史中与其他人的关系的声明，因此，它是对一个人的基因组遗产的非常个人化的理解。而种族是一个基于模式(pattern）的概念，它使科学家和普通人都得出了关手人类等级制组织的结论，该组织将一个人与一个更大的、预设的、有明确地理范围或社会构建的群体联系起来。”
而在亨里奇看来，种族并非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由欧洲人在历史上提出的种族概念不能含有或传达更多有用的遗传信息——传统的种族分类只抓住了7%左右的物种遗传变异。种族群体的成员是基于文化传播而被标记的，而人种群体是根据感知上的形态特征被标记或指定的，是在遗传上得到传播的。我们的民族社会能力在得到演进后挑选了种族群体或部族。比起相同肤色却说不同方言的人，孩子更愿意挑选一个使用相同方言、肤色却不同的人作为朋友。人类有可能在制度、技术、实践等众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心理差异，这些心理差异最终都是（非遗传性的）生物性的差异。应当将基因上的解释同生物解释相统一，把这两种解释同文化解释区分开是没有意义的。
机会平等、结果平均还是补偿平衡？
哈登指出，现在几乎所有的GWAS研究都集中于遗传血统完全为欧洲的人身上，这些人只占全球人口的16%,但参与了80%的GAWS研究，这可能会导致一种先验谬误，“将公平、包容或正义的主张……建立在不存在遗传差异的基础上，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个体差异和种族差异并不是一回事。遗传如果要与心理和社会结果建立起因果关系，就必须放在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去考量。她在本书的第九章选择了“用先天来理解后天”作为标题，来表明自己的论点。我们也可以参考里德利的观点：先天与后天是交互作用的，基因是经验机制。基因是赋能者，而非约束者。它们为有机体创造新的可能性，同时也没有剥夺其他选择。基因并非提供一幅静止不变的蓝图，而是对环境做出动态回应，支持后天培育的证据并不会成为反对先天本性的证据，反之亦然。基因具有典型的敏感度，是生物灵活性的依托，也是经验合适的仆从。
安格斯·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中，曾举出一个案例，“童年时代的营养匮乏会产生长期的严重后果。身材矮的人收入比身材高的少，一个原因是人类的认知功能会随着人体的发展而发展，因此总体而言，长得矮的人就是不如长得高的人聪明。这样的结论当然容易被认为是对个子矮的人的一种污蔑，我的两个普林斯顿同事就因为这个问题而遭受了无数的邮件轰炸和来信指责，有的校友甚至要求校方将他们开除。”
丹尼尔·丹尼特在《自由的进化》一书中也质疑，究竟需要多少干预才能抵消某种遗传倾向，更重要的是，这种干预是否合理。这些都是重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但往往几乎不可能以冷静和合理的方式进行讨论。他举了一个因例子：假设一个坚定的因纽特人相信北极圈是世界上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但自己的孩子由于某种基因条件并不能在北极圈内生活，他可以选择搬家到热带，也可以做一个基因手术，前者的代价是放弃自己的环境和文化遗产，后者的代价是放弃自己“先天”的基因遗产，他会如何选择呢？亨里奇因而呼吁，我们需要更多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关于基因、文化、种族和人种的科学，而不是与之相反。
哈登的担忧则在于，如果进步主义者自己放弃了“在人类能力科学和人类行为遗传学领域教育公众的责任，那么公众传播界就会被那些不认同进步政治价值观的人——比如反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群体——主宰。”在导言部分，她提供了一张图表，以说明这种威胁：在社交上最关注遗传学和非认知技能论文的受众群体，除了生物、医药、经济、社会、心理和认知科学等领域的传记学者之外，便是关键词满是“让美国再次伟大”“骄傲男孩”“上帝、国家、人民”，以及“特朗普”的用户。
由此，哈登提出了《基因彩票》一书的主要写作目标：人类行为遗传学对社会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她说，如果结果不平等是运气造成的，人们更愿意实施再分配；而如果结果不平等是“实力”造成的，人们则更不愿意这么做。在我看来，这或许可以用一本畅销书的标题作为注脚：迈克尔·莫布森所写的《实力、运气与成功》。
莫布森的观点是，人们往往看不到运气的影响，不能接受事件发生的偶然性。人们喜欢将可能的原因和事件联系起来，编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故事。人们认为发生的种种事情都是必然的，但实际上“实力”与“运气”是一个连续体。
丹尼特就说，世界是不是决定论性质的，基因决定论还是环境决定论都是一叶障目。文化创新所引起的环境变化在人类社会已经相当之快，原则上可以迅速改变遗传选择压力，今天的基因优势，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会成为劣势。
在本书的最后，哈登写到：“不要把幸运误认为有德”。在她看来，那种认为社会应该由精英主导，按照成绩和能力决定地位的“优绩主义”，当然好于血统等级、贵族出身和种姓制度，但“优绩”的衡量标准却存疑，人们的生物学特征不能和美德、正义和道德应得性挂钩，而“优绩”的标准中很大一部分是由遗传差异决定的。哈登试图将遗传运气作为对弱势群体“努力不足以至于没有提升自身实力”的免责条款，指责保守派不愿意承认运气在人们的成功中发挥了作用，以“优绩主义”对穷人进行污名化，但她给出的方案是：“用小板凳把矮个子垫高，以便让他们也能越过围墙看到球赛”，“如果你不知道基因彩票的结果是什么，你会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哈登引用了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无知之幕”的概念来说明对弱势群体补偿的重要性。
就像巴菲特在回答“卵巢彩票”问题时所说的那样，“你也会想要一种社会系统，以你想要的方式对待那些没有赢得卵巢彩票的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胜者可以自由地去奋斗，但是要帮助失败者填补缺口。”
但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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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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